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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貿易知識產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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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貿易知識產權

    第1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 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一、研究服務貿易中知識產權的現實意義

    在貨物貿易已經遭遇重重壁壘的今天,研究服務貿易這一潛力大、后勁足,發展空間大的貿易類型對拉動貿易額的增長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從服務貿易出口在世界總體貿易出口中的地位來看,據2012年WTO數據庫數據顯示,服務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已經提升至20%左右。

    但是,發達國家對于商品與服務進口設置了越來越多的非關稅壁壘以保護國內市場。國際上,服務貿易非關稅壁壘多達2000多種,涉及多至12個服務部門、150個服務行業,其覆蓋范圍大,影響領域寬。在如今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新形勢下,對于我國服務貿易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貿易壁壘分別為國際知識產權壁壘和國際技術標準壁壘。其中,發達國家利用知識產權對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設置知識產權貿易壁壘這一手段最為常見。

    知識產權壁壘是指一國實施或支持的,以保護知識產權為名義的,對含有知識產權的商品的進口限制措施,或者憑借擁有的知識產權優勢,濫用法律壟斷權,對國際貿易造成不合理障礙的其他措施。[1]

    國際貿易中技術因素的增長,客觀上要求進一步加強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

    因此,研究服務貿易中涉及知識產權的相關問題,對我國成功完成經濟轉型的發展,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確保今后的科學發展有著未雨綢繆之意義。

    二、研究服務貿易中知識產權的理論意義

    1.形成國家競爭優勢。知識產權屬于波特鉆石模型中的高級生產要素,隨著經濟的轉型與升級,初級生產要素所帶來的比較優勢不再像以前那么明顯,而基于創新能力而形成的知識產權等高級生產要素則可以促進國家競爭優勢的形成,轉競爭劣勢為優勢。

    2.貿易糾紛加劇,需要加強自主知識產權保護。隨著 TRIPs 協定的出臺,各國紛紛對知識產權保護予以高度重視,導致的負面結果就是知識產權貿易壁壘增多,貿易糾紛頻發。據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有 70%左右的出口企業遭遇知識產權相關貿易壁壘,美國著名的“337 調查”中已經結案的有80%以上投訴關鍵詞為專利侵權。隨著關稅、配額等顯性貿易壁壘的逐漸消除,以知識產權保護為由的隱性貿易壁壘開始凸顯。近年來,發達國家紛紛推出“知識產權戰略”,其本質是打著知識產權保護的旗號來壟斷國際市場,使得發展中國家想要提升知識產權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充斥著困難。同時,國際領域范疇內,知識產權產業沖突已經不僅僅涉及貿易與法律問題,同時也涉及到了技術、投資等多項領域。

    三、知識產權與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我國服務業的主要優勢在于成本低和勞動力充足,這就造成了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不合理,旅游、其他商業服務和運輸分別是所占份額最大的前三項,其中旅游服務占了半壁江山,可見我國過分依賴自然稟賦的出口,并依然以勞動密集型出口為主。[2]而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如金融、通信、保險、商貿、電信、專利特許、咨詢等新興產業目前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出口比重明顯偏低,出口結構有待調整、升級。這也反映出我國服務業總體技術水平和知識含量的欠缺,這些行業在我國服務業全面開放后將會面臨巨大的挑戰。我國知識產權密集型的服務業進口增勢遠遠超過出口,呈現逆差狀態。

    1.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品牌少。品牌是公司的象征,它的知名度越大,說明其越為市場和消費者所接受,可以這樣說,品牌知名度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應出企業的市場占有率。然而,品牌的主要以商標的形式呈現,公司對于商標這一涵蓋大量自主知識產權的無形資產的維護應該予以高度重視,從而可以獲得持續性良性溢出效應——穩定的市場。

    現實中,我國的全部外貿公司與企業,其中只有不到20%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品牌,同時,出口商品的貨物總額中,少于10%的貨物為自主品牌出口貨物,這說明我國出口商品中大部分是貼牌產品甚至盜用國外品牌生產。那么在所有企業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品牌就更加少之又少。[3]根據2012年度《世界品牌 500 強》,中國只有23家企業上榜,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中國品牌難以滿足不同市場的品牌差異化需求,國內已經成熟的品牌價值與品牌典范卻無法成功復制到海外,因而無法有效地形成享譽海內外的國際知名品牌。

    2.配套產業不發達、上下游產業體系不完善。我國國內的相關產業,如知識產權服務業,規模小:擁有知識產權機構約為700家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處于發展欠成熟階段;數量少:僅占國內服務業規模數量的0.3%。

    對于圖書制品、音響制品行業這類的下游承載行業,雖然規模開始越來越大,但是就民間而言,能夠在市場上有巨大號召力的企業少之又少,且虛擬化的代表高新科技的數字發展在國內僅有54家,無一例外處于起步階段。

    而上游支持產業,如金融投資服務產業,對于高知識產權含量的行業有著投資渠道狹窄的特點。社會整體的金融資產中,90%以上為銀行資產,它們傾向于向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融資。雖然知識產權產業化可以選擇企業上市和債券發行進行融資,但是缺乏專業的指導和系統性的規范,融資難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相比國內,國外在知識產權等高科技產業有多渠道融資方法,如風險投資等,該項內容在國內尚屬空白仍需努力。國內其他金融機構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沒有予以滿足,這同樣不利于知識產權產業化發展。

    發展自主知識產權和鼓勵自主創新對提升我國經濟結構、提升服務貿易對外地位具有積極意義,在某些高新科技產業領域甚至具有緊迫性。因此,國家要予以從行業、產業、協會等各個方面的重視與投入。

    參考文獻:

    [1]巴澤爾.產權的經濟分析[M].第1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武瑞玲.知識經濟時代創新與國際服務貿易發展關系研究[J],經濟經緯,2006

    第2篇

    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和科技的進步,知識資產日益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幾乎涉及到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各個層面和領域。同時,服務也日益從貨物生產中分離出來,單獨向外游離,客觀上形成了巨大的國際貿易市場。在WTO的法律框架中,對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務的自由流動和知識產權三種財產分別是由附件一A的貨物貿易多邊協定(GATT)、附件一B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以及附件一C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來規范的。由于知識產權客體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知識產權與服務貿易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

    服務,其實質上就是人的行為。在服務貿易中有一小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能夠在產業和市場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基本上都是知識型或技術密集型的服務。但是要提供這樣一類的服務必須要有相當完備的知識和技能,這必須通過學習相關的知識才能夠獲得。根據“知識信息論”的觀點,知識產權制度本身就具有行為規范的特征,知識產權在很大程度上能對他人的行為進行規制,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才認為知識產權會對服務貿易產生影響。但是涉及到服務貿易問題時,則應當在他人獲得勞動技能的權利與知識產權保護之間謀求最大的平衡。從另一方面來說,在知識經濟時代,一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主要來源于其所掌握的知識,而一國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技術服務貿易來獲取。可見服務貿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促進知識產權的流轉,實現其價值的。同時由于在服務貿易中多需要服務人運用自己的知識、技術、經驗和有關的信息為需求方服務,是一種比較復雜的智力勞動。因而在服務過程中難免會產生相應的智力成果,當這些智力成果符合知識產權保護的標準時,就成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因此,服務貿易的發展客觀上也能促進知識產權產品的生產。

    GATS協議對知識產權產生的影響

    首先,GATS協議所力圖實現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可以促進知識產權價值的實現。知識產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實現其價值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進行市場交換。知識產權進行市場交換借助于兩個渠道:對于知識產權產品所依附的載體具有獨立的商業價值,而知識產權只是滲入到該有形商品之中,使得有形商品價值增值,其交換是伴隨著有形商品的交換來實現的;而對于其所依附的有形載體不具有獨立的商業價值或其價值微不足道的知識產權產品來說,則主要是通過服務貿易的方式來實現交換的。

    知識經濟替代工業經濟成為新世紀的主要社會形態,必然導致各類知識的專業人才從原有統一的工業組織體系中脫離出來,形成獨立的行業經營團體,這便是專業服務業。專業服務業由于含有豐富的知識價值量,因此被譽為知識經濟的靈魂產業。專業服務主要依靠的是專業人士的個人知識技能為委托人提供的服務。而專業人員要獲得個人知識和技能則必須學習相關的知識,如果人們不能取得獲取勞動技能所必須的思想。這就不奇怪為什么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知識產權法都有“合理使用”的規定。但是,個人合理使用的確會使知識產權人收益減少,這實際上是一國法律在知識產權人個人收益與社會公益之間進行平衡的結果。

    國際服務貿易的障礙或“壁壘”并非海關或關稅,而是各成員方的國內法規對服務要素(資金、機構、人員等)做跨國流動時的阻擋或限制,因此,服務貿易的最重要的關口就是市場準入問題。但是由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服務領域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同時,各國在不同服務門類中的比較優勢復雜,這就決定了服務市場的開放是逐步進行的。GATS第16條即出于這一目的,明確規定了成員方在“承諾表”中應當列明的項目。GATS“附件”里面專門規定了一個《關于本協定里提供服務的自然人的流動的附件》。這一附件處理了自然人流動到服務消費國后可能發生的移民或永久居留權等敏感問題。

    其次,GATS協議所力圖實現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可能會對知識產權制度的革新提出要求。給傳統知識產權制度帶來沖擊最大的應當是信息服務貿易所帶來的影響。目前出現的信息服務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兩種:一種是提供信息的服務,包括音像娛樂制品服務、提供商業數據服務、提供軟件服務等;另一種則是傳遞信息的服務,主要包括電訊、通信、網絡服務等。這兩種信息服務方式從不同的側面都對知識產權制度的革新提出了要求。

    在第一種信息服務方式中,信息提供方向信息需求方提供了所需的信息,從信息需求方處取得約定的報酬,表面看來,信息提供者自己的勞動是得到了補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為知識產權保護對象的。由于信息具有消費的共享性,因此,如果信息提供者對這些信息不享有產權的情況下,第三方也可以同時使用這些信息資源而不需要支付費用。這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數據庫的法律保護與軟件的專利保護問題。無論是出于保護信息提供者在信息收集中的投資利益還是鼓勵進行智力創作的目的,總之,存在著相當大的呼聲希望能夠對這類信息賦予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對某類信息給予更強的知識產權保護。

    第二種信息服務方式隨著網絡化、數字化技術的發展,貿易的形式越來越多地采用了電子商務的形式。電子商務主要是使用網絡上的數據交流的形式來代替傳統的商務交往形式,從而達成交易的一種交易方式。網絡經濟時代實際上是一個注意力經濟的時代,因為在網絡之上的信息太過于巨大,誰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誰就能占領市場。因此,信息傳遞的方式在這種經濟交往中也會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新一輪WTO談判將電子商務問題列入談判的議題也許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問題。

    我國應當采取的應對策略

    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競爭的需求而導致的跨國公司經營的國際化,已經使得服務業跨國投資成為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重點,使得服務貿易中商業存在方式成為最重要的服務貿易方式,服務貿易與服務投資已經發展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使得服務貿易往往也與投資問題聯系到了一起,所以,需要采取措施完善有關投資等方面的規定。

    一、TRIMs協議要求修改我國有關外國投資法的規定,鼓勵外國投資者以先進的、我國急需的專利技術以及其他能夠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知識產權作為資本到我國進行投資。產權法規定某項財產權益的歸屬,而投資法則規定某項財產能否作為資本進行投資收益、以及投資收益的大小;產權法只是規定能夠進行投資的前提條件,而投資法則是規定投資流向的主要因素。我國應當根據TRIMs協議,對與其精神不符的投資法進行修訂,充分利用協議允許采用的措施大力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并制定相應的法律措施制止外國投資者利用知識產權所具有的行為支配性特征從事的限制性商業行為,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將保障外國投資者的利益與引進先進技術的目標結合起來。

    二、分利用烏拉圭回合有關補貼措施協議允許對R&D進行補貼的規定,改革我國政府補貼的方式,加大對我國技術創新的投入。我國在加入WTO的前后,對知識產權法律制度進行了修改,基本上已經與國際水平接軌。但是,對于一些市場嚴重失靈或關鍵性技術領域及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解決的重大技術問題,則需要政府部門投入資金激勵企業進行研發或者由政府主持研發。同時,在目前的技術鏈中,我國企業大多處于下游水平,通過外國的跨國公司相比遠為落后。因此,企業需要政府對企業的R&D活動進行支助。不過,我國政府在對技術創新提供財政金融支助作為激勵措施的時候,應當根據關于補貼措施協議中的有關規定,積極應對紅燈和黃燈條款的挑戰,充分利用綠燈條款的機遇加大我國政府對技術創新的支持。這樣,我們才能在遵循國際規則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激發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潛力。

    第3篇

    (一)模型構建本文的計量模型是基于Coe和Helpman(1995)的國際R&D溢出模型(簡稱CH模型)構建的[3],由于我們試圖把服務貿易進口劃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與知識密集型三類,而且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視角來研究三類服務貿易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非線性影響,因此我們構建的計量模型如下。其中,TFPit為運用不需要事先假定具體生產函數形式的DEA方法計算而得。RDd,sit為剔除了經濟規模因素的本國R&D資本存量;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分別為剔除了經濟規模因素之后的通過貨物貿易進口以及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與知識密集型①服務貿易進口渠道獲得的國外R&D資本存量;mmer,sit、ml,sit、mc,sit和mt,sit分別為一國的貨物貿易進口存量和三類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存量占該國GDP存量的比例②;IPRsit為知識產權保護;IPRs2it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平方項,用于研究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增強,國內R&D投入、貨物貿易進口以及三類服務貿易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非線性影響;α0,it,…,α15,it為擬合系數;δit為誤差項。

    (二)變量說明1.RDd,sit、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這5個變量的測算包含兩步:第一步,分別計算國內R&D存量以及通過貨物貿易進口和三類服務貿易進口溢出的國外R&D存量;第二步,把計算出的各種R&D存量除以GDP,獲得相對指標。在第一步中,本文使用了永續盤存法,起始年度的存量計算公式為S=A0/(g+δ),S表示存量。表示起始年度的流量,g表示變量從起始年度到2012年的平均增長率,δ表示折舊率,本文涉及的所有折舊率均以常用的5%計算。RDd,sit的計算直接利用統計數據即可,對于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則須考慮國際間的溢出。為此,我們借鑒了Lichtenberg和vanPottelsberghe(1998)的測算方法(簡稱LP法)[13],而且考慮到某一期的國外R&D溢出在后面各期依然會發揮作用。同時我們注意到目前難以獲得服務貿易的雙邊統計數據,只能獲得一國對全世界的服務貿易進口總額和出口總額,所以,我們最終將計算公式修正為。3.IPRsit。對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的測算,借鑒了唐保慶等(2011)的方法[4]。計算該變量的數據來自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網站。接下來本文將分別基于中國1994—201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和27個OECD國家①1998—2012年的面板數據對以上計量模型進行擬合。

    (三)檢驗結果與分析為了能夠使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供中國借鑒和學習,我們分別運用中國數據和27個OECD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回歸,并且進行對比研究。1.中國數據的擬合結果。(1)國內R&D投入未能顯著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一結論與Coe和Helpman(1995)等人研究的結論不同[3]。據調查,大量的企業僅僅滿足于眼前良好的發展狀況而不愿意承擔研發投入的風險,低成本發展的原有路徑一直是企業試圖保持的優勢,這導致整個經濟部門的技術水平未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之后發現,知識產權保護與國內R&D投入的協同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在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國內R&D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一方面受到R&D投入強度的影響,另一方面還要取決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2)貨物貿易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不顯著。原因之一,在當今的全球國際分工格局下,盡管某些進口品(尤其是中間品和資本品)可能具有較強的技術屬性,但是由于跨國公司的保密意圖致使中國很難在最為核心的技術層面上操作。原因之二,跨國公司和東道國本地企業會進行激烈的競爭,前者在東道國所產生的競爭負效應可能超過了技術溢出正效應。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后發現,貨物貿易進口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協同效應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說明知識產權保護有助于貨物貿易進口產生技術溢出效應。但是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及當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增強,貨物貿易進口對TFP的非線性影響因素時,其回歸結果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知識產權保護的作用并不是很穩定和顯著,我們認為一方面原因是前文所說的跨國公司控制了進口品的核心技術環節,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高。(3)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和資本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均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由于勞動密集型服務品主要表現為本國居民的出口旅游,其中包含的技術含量較低。資本密集型服務品主要表現為運輸服務,它的特點是資本投入量大、技術含量低,而且運輸服務難以深入地融入到國內上下游產品的價值鏈中,所以很難促進進口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之后發現,兩類服務貿易進口依然未能和知識產權保護產生協同效應來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可見,雖然中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一直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但是技術屬性較弱的服務品進口對不斷強化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不敏感,無法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4)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顯著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服務業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品更是服務業中高科技、先進理念和知識的典型代表,中國對此類服務品的進口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自主研發和探索的彎路,節約了大量的物資、人員和人力資本投入,最終顯著地推動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控制了知識產權保護因素之后發現,知識產權保護同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的協同效應依然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而且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品的科技含量較高,對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敏感度高于低技術水平的服務品,不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僅從規模上鼓勵了此類服務品的大量進口,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其內部的技術結構,使得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能夠與不斷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形成較高的匹配性并且產生協同效應,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5)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不斷加強,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均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產生了倒“U”型特征的“先揚后抑”的作用。由此可見,欲使知識產權保護分別和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共同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那么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必須適宜,以便充分發揮知識產權保護的正向傳導機制,降低反向傳導機制的不利作用,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模擬結果顯示,當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達到5.815時,國內R&D投入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作用達到最大化,這也是以國內R&D投入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目標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此外,當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達到6.084時,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作用達到最大化,這是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目標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根據計算發現,2012年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5.349,與兩個最適強度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可見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在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時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之所以前者低而后者略高,可能的原因是國內R&D投入僅僅是國內行為,而服務品進口則屬于跨國活動,它與國內活動相比需要克服市場準入和人員跨國流動等貿易障礙,只有在更強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這種產品才能夠進入進口國市場,知識產權保護的市場擠出效應和壟斷勢力效應也會推遲出現。2.OECD國家數據的擬合結果。用OECD國家數據的擬合結果與用中國數據的擬合結果絕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之處在于,OECD國家當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平均強度已經超越了最適強度。模擬結果顯示,這些國家在2012年的平均知識產權保護強度為6.486,而國內R&D投入以及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在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時所需要的知識產權保護最適強度分別為6.227和6.278。也就是說,OECD國家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強度已經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這與Scotchmer(2004)的研究結論相似,Scotchmer(2004)認為發達國家在推進技術創新的過程中需要考慮的不應當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而應當重新判斷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是否已經過強[15]。

    (四)穩健性檢驗由于我們最為關注的是中國國內的R&D投入、服務貿易進口分別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協同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而且考慮到以上回歸結果可能具有偶然性,所以分別通過改變指標選取以及考慮滯后效應的方式來做穩健性檢驗。在指標選取方面,我們借用韓玉雄和李懷祖(2005)的方法重新計算了知識產權保護強度[16];在考慮滯后效應方面,國內R&D投入、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分別與知識產權保護的協同效應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可能存在時間上的滯后,故分別選取一階滯后和二階滯后來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來看,三種不同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原始回歸結果十分相似。從穩健性檢驗的三個結果的平均值可發現,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強度(4.126)尚未達到國內R&D投入所需的最適強度(4.302),也未達到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所需的最適強度(4.329)。進一步觀察發現,國內R&D投入所需的最適強度都小于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進口所需的最適強度。

    二、結論與政策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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